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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是怎样影响日本韩国的

作者:不详 更新时间:2011-11-15 13:22:05

韩国的谚文,日本的和服、茶道,深受中国古代汉服、茶艺、汉字的影响。近些年来,日本和韩国有些人提出了所谓的“去中国影响化”,即要把中国的影响去掉,企图否认中华文化对东亚地区所发生的影响。比如,日本有学者说,日本的文化跟中国没关系,日本是“海洋文化”,中国是“大陆文化”,甚至有的学者为了证明日本的历史古老而不惜弄虚作假。韩国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黄河文明的祖先实际上是韩民族”等观点。这种倾向值得我们注意,我们有必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把历史上中华文化是如何影响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这个问题弄清楚。■历史上中华文化向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传播有四个主要途径事实上,古代东亚之所以能创造出高度的农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是离不开的。从区位上说,中国、日本、韩国等同属“东亚文化圈”,又可以叫做“汉字文化圈”或“儒学文化圈”,有的人更通俗地叫做“筷子文化圈”。那么,中华文化是如何传播、辐射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促进这些国家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并且共同创造辉煌的东亚文明呢?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向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传播,主要有四种途径和方式。第一个途径是移民。在古代,中国和朝鲜半岛交通很方便,到日本列岛可以通过朝鲜半岛渡海或沿着东海过去。所以,中国的移民在很早的时候就到达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传说公元前世纪,就是周武王的时候,箕子带了很多人到朝鲜去。秦汉的时候,为了躲避战乱,有更多的中国人逃到朝鲜。汉初的时候,卫满率领他的族人到朝鲜自立为王。中国到日本的移民也很早。中国人到了朝鲜以后,通过两条路到日本,一条是通过朝鲜海峡对马岛,另一条是沿着所谓的日本海环流路,到达日本的北陆地区、本州的北部。在公元、世纪的秦汉之际,有一批中国人移民到日本,其中象征性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家熟悉的徐福。徐福骗了秦始皇,带了三千童男童女和中国的工具、种子等出海东渡。“徐福东渡”是司马迁的《史记》中最早记载的。但司马迁没有明确说徐福到了日本,后来中日两国民间传说都把徐福描述成中国上古向日本移民的代表人物。当时的日本社会从以采集为主的“绳文时代”进化到以农耕为主的“弥生时代”,这个发展跟中国的大批移民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有关系,这一点日本学者也承认。此后,中国去日本的移民一直没有断,魏晋南北朝、隋唐、明清都有,比如明末有名的思想家朱舜水和隐元和尚,等等。第二个途径是遣使。公元世纪到世纪,朝鲜半岛处于三国时代,三个国家一个叫高句丽,一个叫百济,一个叫新罗。这三个国家都跟中国有遣使往来。唐代初年百济派了0多次使节到唐朝,新罗派了0多次,同时唐朝也派了次使节到新罗。日本遣使也很早,倭奴国早在公元世纪的时候,就向当时的东汉王朝派遣使节,后来倭五王时代也向中国遣使进贡。特别是到了日本的奈良平安时代,开始派遣大型的使节团即遣隋使、遣唐使到当时中国的隋朝和唐朝,全面学习中国的经济、文化、制度、艺术等,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革“大化改新”,就是在这种学习的基础上进行的。明朝的时候,日本还派过遣明使,朝鲜在李朝时代的初年也向明朝派遣使节,据统计有00多次,到了清朝,李朝的使节有00多次,大量吸收中华文化。第三个途径是留学。早在隋唐时期,就有不少日本、朝鲜留学生来中国。还有一种是留学僧,即留学的和尚,比较有名的留学生有阿倍仲麻吕。唐朝的时候,国子监里的新罗留学生有00多人,有些人还考中了中国的进士,在唐朝做官。宋代、元代、明代来中国的更多的是日本的僧人,他们被称为入宋僧、入元僧和入明僧。第四个途径是贸易。朝鲜对中国主要是朝贡贸易。日本对中国,在宋、元时期主要是民间贸易,明代是勘合贸易,到了清代是信牌贸易。■中华文化中对日本、韩国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文字和儒学中华文化向东亚地区传播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比如生产技术、生产工具、文字、制度、法律、经济、思想、宗教、文学、艺术,一直到社会习俗等,有些影响一直到今天都还存在。其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文字和儒学。大约公元世纪时,汉字传到了朝鲜半岛。、世纪时成为朝鲜的书面文字,直到世纪末。朝鲜李朝的档案叫《李朝实录》,完全是用汉字写的。“二战”以后,朝鲜首先于年停用汉字,韩国0年也停止用汉字。但是,现在很多韩国学者又提出要恢复汉字,他们认为停用汉字是一个很不明智的做法,影响了文化的发展。汉字大概是在公元、世纪传到日本的。根据日本史书的记载,最初是一个叫王仁的博士,到朝鲜当五经博士,讲授儒学,在朝鲜又应日本官方的邀请,到日本去传授儒学。他为日本带去了《论语》、《千字文》等书籍。日本东京的上野公园还专门立了一块碑,叫做“王仁博士碑”,上面介绍了他怎样把《论语》等书籍带到日本。此后,汉字也成为日本官方的书面文字。甚至到了公元、世纪日本发明假名后,公文中大部分还是汉字,是假名和汉字混用。直到现在,日本的文字中间还是既有假名又有汉字,还有很多西方的外来语。现在日文里面还有个常用汉字,他们的中小学生必须要学会,否则就看不了日文。古代东亚三国共同使用汉字,为三国之间在外交、贸易,以及文化交流、人际交往、感情沟通等方面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国的儒家思想早在公元世纪就传入了朝鲜半岛,当时有些朝鲜人已经能够背诵《诗经》。到、世纪的时候,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已经建立了儒学的最高学府——太学。百济设立了五经博士,专门讲儒学。世纪的时候,新罗国也开设了国学,学习儒学。到世纪的时候,高丽王朝还设立了经筵制度,专门讲授儒学。到了李氏朝鲜,专门设立一个机构——成均馆,讲授儒学。后来成均馆变成一个大学,叫成均馆大学。这个学校是世界上唯一有儒学院的大学,这个儒学院不但学儒学经典,还学儒家的礼仪,包括祭祀的仪式、舞蹈等。日本是在世纪的时候,由王仁博士带去儒家的经典《论语》。后来派往中国的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更是带回了大量的儒家经典。到了世纪,日本的江户时代,中国儒家的朱子学,就是朱熹的理学,已经成为日本的官学,日本民间盛行的是阳明学。儒家思想也深刻影响到朝鲜和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以及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各个方面,所以它成为“东亚文化圈”的一个重要特征。■朝鲜、日本历史上在吸收和借鉴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也有改造和创新历史上,朝鲜和日本在吸收和借鉴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也有改造、创新和发展,我们不能认为它们完全是模仿、照搬中国的文化的。比如日本,吸收了唐朝的大量文化,当时称为“唐风文化”。但是后来经过他们的融合、改造,逐渐形成了“国风文化”,就是具有日本本国民族特色的文化。朝鲜古代虽然使用汉字,但是后来为了使一般的民众、官员能够按朝鲜语来阅读,所以在世纪的时候,新罗的薛聪就仿照汉字的结构,创造了一种韩文,叫做“谚文”。到世纪的时候,朝鲜李朝的世宗大王,命令官员用汉字的笔画创造了一种表音文字,当时称为“正音字”,就是今天的韩文。日本在公元、世纪的时候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假名,作为日本的字母来拼写日语。日语里边的假名有两种:一种假名是简化了汉字楷书的偏旁、部首制造的,叫片假名,现在大部分用来记载外来语;更常用的是简化了汉字的草书而形成的,叫做平假名,平假名是现在日语里边最常用的文字。所以,现在的日语就是由假名、汉字,再加上西方的外来语混合的一种文字。日本人在吸收了汉字的很多词汇以后,又创造了很多有新含义的汉字。例如,“干部”、“主义”、“哲学”、“社会”等新名词,这些词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创造的,中国的留日学生又把这些汉字吸收到中国来,成为汉语中的新名词,所以应该说中日的文化是互相交流的。日本历史上在学习中国的制度、礼俗时,有两样东西没有学:一个是宦官制度,一个是缠足的礼俗。因为太监制度、缠脚风俗是陋习,所以他们没有学这些,这是明智的。日本还对学习到的东西加以改造,推陈出新,有些方面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的儒学传到日本后,逐渐被日本化了,他们把儒学与日本固有的神道结合起来,神儒调和,还把儒学跟佛教结合起来,儒佛调和。朝鲜也有很多儒家的学者对儒学进行了发展,比如朝鲜学者李退溪对儒学的研究很深,被称为朝鲜的“朱子”。再如,中国的饮茶、书法、插花、武术等传到日本后,被改造成一种独特的道的文化和艺能,日本人称为“道文化”,如喝茶变成“茶道”,书法成为“书道”,插花变成“花道”,剑术变成“剑道”,射箭变成“弓道”,武术变成“柔道”,这是日本人的一种发展。还有中国的一些工艺,比如中国的扇子、刀箭、漆器、陶器、瓷器等传到日本和朝鲜以后,也得到推陈出新。例如,中国的扇子原来主要是圆的团扇,后来日本和朝鲜把它改造成折扇,可以折叠起来,而且扇面上可以有各种画,这种扇子后来又传回中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东亚文化圈”的共性,使得中、日、韩三国人民更容易沟通、交流。这也是东亚各国应该发扬和利用的一种传统文化遗产。(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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